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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在民法典中地位初探
作者:大邑县人民法院 -- 时间:2017-05-25 分享给好友:

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贯穿于民法典之中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环境权利的保障有赖于民事诉讼手段,将环境保护融入民法精神是中外学者曾孜孜探求的话题。环境权要成为一项法定权利,获得与保障都依赖它能成为公民可以实际享有并可以进行民事救济的权利。[1]我国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民法典绿色化这一概念,将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用民法典加以规范,结合各个领域研究才能使我国民法典更适合国情、先进完善。例如著名的法学专家徐国栋先生提出了“新人文主义”,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认为人文主义与绿色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人类中心主义引发的生态危机需要法律制度作出应对,更需要民法典作出应对。我国民法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和研究探索民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新阶段。[2]

一、确定环境权在民法典中地位的意义

首先,环境权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地位是我国立法技术上一大创新和突破,对于我国环境保护、人居环境、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民法典中确定环境权地位,是适应环境生态保护的需求,其次将环境权引入民法点保护是利用私法来调整公法上对环境保护的不足。然而在民法典中确定环境权的地位引起了部分学者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属于公权力性质,不应由私法来进行保护。但是更多学者认为世界性的大潮流是“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将环境权纳入民法典进行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确定环境权民法地位是环境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的标志,环境权作为整个环境法的核心问题得以确定对改善环境破坏、实现社会公平也有重要作用。随着工业不断发展,一部分人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剥夺了他人应该享有的环境资源造成环境不公,从而催生了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只有确定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才能做到有法可依,为权利保障打下基础。

再者,确立环境权民法地位可以提升社会公众环境意识。随着民众学法用法意识不断增强,在民法典中确定环境权地位可以使民众对自身享有的权利有更直观的体会,增强自豪感和责任感,同时由于环境权利与义务的相对性,也可以使公众加强环境保护意识,主动履行环保义务,改善整体环境水平。

二、环境权性质浅析

确定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首先应当明确环境权的性质,经过对比总结,笔者认为公民环境权具有以下性质:

1.公民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

公民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其生存权、发展权的基础,如果公民环境权得不到保护,其他权利就谈不上甚至受到威胁。公民环境权按照其属性应当属于一种私权,环境权意味着公民可以以生存为目的开发使用自然资源,或者享受良好的环境权益。[3]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独立存在的前提条件是西方传统民法理论强调的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随着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人们对公众利益的保护越来越强烈,甚至逐步取代个人本位主义,西方民法法则从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的私法自治原则逐步演变为所有权有限不可侵犯、契约限制以及无过失责任三大原则。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可以伴随民法理论扩张纳入到现有民法理论中来,也可以采用传统侵权救济来救济环境侵权,没有将环境权独立的必要性。有学者则认为,环境侵权不同于传统侵权,环境侵权的后果具有滞后性,带来的后果可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看出来的,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传统的侵权理论并不适用。笔者较赞成后一种观点,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环境权有其产生的独立目的、客体、内容。环境权不同于传统财产权、人身权。二是环境诉讼需要独立的环境权作为支撑。近年来,环境诉讼案件不断增多,但受到环境诉讼主体的局限,环境诉讼成功立案并进入诉讼程序较少,但环境权如果作为一项独立权利,明确规定其权利主体、侵权责任及责任主体、后果等,环境权就可以通过诉讼得到实现。三是环境权必须有具体的规定。环境权只有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才会制定具体的规定,这也是其可以被直接援引以及被害人提起司法救济的基础,规定过于笼统或者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不利于诉讼。[4]

2.公民环境权应当区分于一般财产权或人身权

虽然有观点认为环境权就是属于人格权,因为人身权就包含于环境权当中,尤其是环境权遭到侵害时首先受损的便是人身权,例如健康受损,但这种观点有不妥之处。因为环境权的由来与人身权、财产权等“天赋”的权利有所区分,纵观环境权的提出,要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972年颁布的《人类环境宣言》中提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环境权概念。

三、环境权内容

界定环境权内容关乎环境权利的行使和保护,由于环境权兴起的历史较短,对环境权的界定难免有过宽泛或过狭窄之嫌。过于宽泛对于环境权保护看似更合理,但实际上却更加难以操作导致环境权被稀释,其精密程度也越发缺乏;环境权过于狭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会产生环境权利保护的“真空状态”。笔者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三种:一是环境生态权。生态圈是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同处的生物圈,共同参与环境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环境权人有享受清洁阳光、水、空气等的权利。二是环境经济权。即通过利用环境资源实现一定经济利益,获取经济收益的权利。三是环境精神权。即在良好环境中获得精神愉悦和精神寄托的权利。

环境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环境权是与环境保护义务相对称的权利,不同于一般权利的单向性。也有学者认为公民单独并不能承担环境义务,只构成环境权利主体,不构成义务主体,代表全民的政府才构成环境权的义务主体。[5]环境权的主体有别于一般民事权利主体,环境权具有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区别于民法保护的一般私权主体。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主体划分为公民和法人,而环境权主体具有广泛性,不论是否我国公民、未出生的后代都需要保护其环境权,环境权不是专属于某个私人或者某类人的权利。1990年,菲律宾的45名儿童的监护人作为原告代表这些儿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停止大规模森林出租和采伐,法院对此请求予以了支持。传统民法典主要体现“代内公平”的理念,而绿色民法典追求的是代际公平,民事主体制度要为后代留一席之地。

环境权的客体也具有相当范围的广泛性,它既不是作为经济流通中的商品,也不是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客体,环境权的客体应当涵盖环境问题的方方面面。有学者建议将环境权客体分为三类,分别是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完整生物圈。

四、我国现有民法典中有关环境权的规定

我国大陆地区对环境权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起环境权研究更是进入一个繁盛阶段,著名的学者专家发表了大量环境权著作,如蔡守秋教授的《环境权初探》、陈泉生教授的《环境权之辨析》、《公民环境权刍论》、吕忠梅教授的《论公民的环境权》、《再论公民环境权》、周训芳《环境权论》等为环境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理论基础。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这一权利,与环境权有关的法条主要有:第83条,法条中将通风、采光等与环境权相关的权益划归相邻权,用保护物权的方法加以保护;第124条规定:“当环境污染造成他人损害时要承担民事责任。”《物权法》第89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第90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环境权受侵害的事后救济,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的情形及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第68条:“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第69条:“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 ,也可向第三人请求赔偿……”但《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将环境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给予保护,只是从公民人身、财产权的角度间接对环境权进行保护。[6]环境权不仅包含经济利益、身体健康利益,还包含生态利益,持续发展的利益。

《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救济方式是通过经济补偿,包括人身和财产的损害都通过经济补偿完成,环境补偿则没有提及处罚,预防措施明显不足。现有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不足以达到惩罚环境破坏、保障环境权利的目的,应当适当引入环境修复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环境破坏具有不可逆性,单纯规定经济性处罚不能对环境破坏构成威慑,当破坏环境可以实现的经济利益大于赔偿的金额时就会有人铤而走险选择破坏环境来获取利润,例如一造纸厂排放污水超标面临千元罚款,但其产生的利益可达数万。引入环境修复责任,当环境加害者对环境、生态造成损害时需要通过一定修复手段来承担侵权责任,例如植树造林、编织防沙垫[7]一定亩数,加大侵权责任力度,减少环境侵权。

由此看来,传统的民法典中没有明确确定环境权的地位,已经不利于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传统财产权、相邻权都无法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公地悲剧”又将上演。况且环境权实现的最终目的是对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环境权必须作为独立权利加以确立。

五、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环境权制度的设计理念

吕忠梅教授曾在《“绿色民法典”制定与环境法学的创新》一文中指出:只有在一些新的观念、方法的指导下,才可能探索具有社会学的私权体系——环境权的民法构造,进行将环境权的“公法支配和公法义务”[8],但公法是典型的外部控制,具有滞后和成本高昂的弊端,因此只有回归到新型权利体系,才能重新发挥民法手段的保护作用。

(一)未来民法典中相关权益应当和环境权融合贯通

公众的环境权与生存权、财产权暨相互独立又相互贯通,环境权保障生存权,人们也可以通过对环境的开发利用实现财产权。我国要构建起一部绿色民法典,民法典的编纂方方面面都要接受环境权观念的影响和渗透。虽然公民的环境权提出由来已久,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将其作为法定的权利,然而我国现阶段国情使然,环境权在民法权利中得以体现、发挥作用势在必行。

国外将环境权确定在民法典中的先例不多,但英美法系国家的代表美国以及以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日本都在法律中单独规定了公民环境权,例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中规定“国会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义务维护和改善环境。”有的州甚至将公民环境权写进了宪法,例如弗吉尼亚州《宪法》第11条规定“为了保障人民享有清洁的空气、水和为娱乐而利用、享受充分的公共土地、水体和其他自然资源之目的而对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是州之政策。为本州人民利益而保护大气、水、土地免受污染、损坏、毁灭亦是州之政策”。而德国则在1974年《联邦公害防治法》中强调对环境污染的控制,为了全面应付爆发的环境危机,德国还在其他法典做出相应调整,在民法典中规定了公害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日本《东京都公害防治条例》规定“所有市民都有权过健康、舒适的生活且这种权利不应因公害受到侵害。[9]

(二)确定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需要厘清的问题

1.与相邻关系突破

将公民环境权规定于民法典中,不需要对原来相邻关系相关法律做较大改动,在保证实现高效利用环境资源的前提下原有相邻关系相关制度可以得以保留,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融入到相邻关系制度中,这种相邻还要突破传统的“相邻”,不仅仅是严格的土地相连。由于环境权侵害具有跨时间和跨地域性特质,例如酸雨、海洋污染等。

2.对环境权的确权保护

我国目前环境法律体系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大都强调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少有强调公民对于环境享有的权利。这种弊端除了表现在对污染的防治较为被动,停留在末端治理。将环境权作为一项确定权利在民法典中确定下来有利于改善这种现状。

3.确定无过错侵权责任制度

环境侵权是侵权法中典型的侵权行为,将环境侵权纳入民法典保护,确定与环境侵权的相关环境权利内容,确定环境侵权责任划分,由于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环境权受害方处于诉讼劣势方,再承担举证责任很难实现自身权利,[10]很多环境案件受害人因无法证明加害人过错导致自身权利得不到救济,或者只得到象征性的少量赔偿并不能达到补救损害的目的,只有建立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才能保证环境权得到全面保护。[11]

(三)确定环境权利的同时不能忽视与之相对的义务

环境权是与义务紧密结合又相对的权利。环境权利主体在享受自己相应环境权的时候同时肩负保护环境清洁安全的责任,并且禁止向其他环境权主体施加侵害。新的环境问题催生新的法律体系不断调整积极应对挑战,在民法典中确定环境权内容是走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这条路注定艰辛而漫长,马基雅维利曾说:“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探索确定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并不是要推翻原有的民法制度,而是通过寻求一种平衡的手段将环境权融入到民法保护当中,[12]形成一种可操作的权利。

(四)确定环境权在民法典中地位需不断建设完善相关诉讼制度

我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侵权起诉时效的规定为3年,然而有的环境侵权存在持续性,例如核电站的泄露带来的灾害可能持续数百年,以诉讼超时效而拒绝对环境权人的保护不利于环境保护。有学者建议从侵权行为危害程度、受害方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行为终止时间几个方面综合考虑诉讼时效,对环境诉讼时效放宽。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量有所上升,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由检察机关提起,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以及社会效果。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断完善,对于确定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保护环境权益至关重要。也可以通过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等方式确保环境公益诉讼得以实施。



[1] 《“绿色民法典”制定与环境法学的创新》,吕忠梅,《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

[2] 《民法典的绿色化之浅探》,邓南平,《法制与社会》,2007.5

[3] 《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韩恔,长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 《环境权相关理论研究》,宋硕,中国地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5] 《制定中的民法典与环境法的互动》,李延荣等,《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5卷第2期。

[6] 《论环境权的国内法保护》,马东,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4.

[7] 防沙垫是用于沙尘暴高发地区的一种防御材料,用干稻草或秸秆编织成网格,并在上面撒上草籽,定期浇水,草生长出来以后可以降低沙尘暴危害最多可达50%。

[8] 史尚宽,《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

[9] 《公民环境权纳入我国未来民法体系的必要性研究》,王志龙,2014.4,吉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10]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

[11] 邱聪智,《论公害之因果关系》,宪政时代.台湾

[12] 《公民环境权纳入我国未来民法体系的必要性研究》,王志龙,吉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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