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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及打击与防治措施探讨
作者:大邑县人民法院 -- 时间:2017-05-25 分享给好友:

摘要:

电信诈骗是近年多发危害性较大的犯罪行为,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不断更新,给打击治理带来新挑战,本文通过对电信诈骗犯罪存在的新特点进行分析讨论,结合国内外现状力求寻找应对电信诈骗的新路径。

关键词:

电信诈骗  招摇撞骗罪 竞合 信息共享

一、电信诈骗的定义

电信诈骗最早起源于我国台湾地区,因此得名“台湾式诈骗”。在2003年——2006年这段时间是台湾地区电信诈骗最为猖獗的时期,诈骗集团将其总部设于大陆福建等地区,将犯罪之手伸向境外。据台湾地区警方统计,2008年台湾地区遭受电信诈骗金额至少达到123亿元新台币。[1]欧美国家对电信诈骗犯罪(Telecom-munica-tions fraud)的定义更加详细:“以电信服务商为欺诈对象,采取技术手段窃取账户信息,或使用虚假信息来注册客户账户等手段,非法获取电话、手机、网络等电信服务或获得电信服务承诺等形式的欺诈。”[2]

电信诈骗主要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网络、短信等手段,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数额巨大的犯罪行为。现阶段犯罪嫌疑人常以异地持卡消费、邮件涉毒、银行卡存在风险、冒充公检法人员办案、消费退税、社保业务、车辆违章缴费等等渗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让人防不胜防。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专门规定电信诈骗罪的有关条例,目前对电信诈骗罪的惩处主要依赖《刑法》第266条的有关规定。

二、电信诈骗展露出的新特点

(一)作案技术更加精密

电信诈骗从最早期的中大奖、冒充亲友遇险、涉案等简单的理由逐渐演变为消费退税、社保业务、快递包裹等与百姓日常息息相关的诈骗理由。而犯罪集团日益精细的分工、对高科技产品的利用导致诈骗成功率更高,受害者损失更加惨重。电信诈骗实施者首先可以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诈骗对象座机、手机相关资料,再利用如VOIP语音呼叫平台及软件转换技术等将网络数据通过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线路接入PSTN向被诈骗人拨打电话,利用租用的服务设备使被诈骗人接到显示为110或者各大运营商的服务热线的电话,从而使被害人轻信对方的真实性,绝少产生怀疑。[3]还有利用语音伪装软件、任意显号软件并利用境外网络代理服务器进行操作,隐蔽性更强。[4]

(二)更加贴近现有消费习惯

随着网络购物不断流行,人们的支付习惯也从以往的现金、银行卡刷卡等方式变为支付宝支付、网银支付等方式。电信诈骗也从最初的电话通话诈骗到现在发送网站链接、发送提示短信等方式实施。例如,诈骗实施者利用虚构的银行服务热线给受害者发送短信,告知其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礼品,网银升级等,受害者看到是银行发来的短信没有认真验证就点开链接并输入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及密码,对方利用刻录设备盗取账号密码很快将受害者钱款转移。电信诈骗者对国家最新政策也颇有研究,利用国家的新规定、新政策进行诈骗活动,例如国家对农村地区购买家电的退税等政策也成为诈骗者实施诈骗活动的诱饵。[5]

(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

电信诈骗从单纯的诈骗发展到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由于民众防范意识提升,单纯的电信诈骗成功率已经没有以往那么高,于是犯罪分子把目光瞄向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被害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信任实施诈骗,尤其是公检法等国家司法机关。一些老人接到假冒公安机关的电话称自己的子女因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需要给钱“疏通关系”,老人因害怕子女遭受牢狱之灾立即将钱汇到嫌疑人指定账户,造成损失;也有人接到冒充法院打来的电话,称其有一张传票需要邮寄,让被害人将邮寄款汇给自己,如果被害人相信并采取行动,诈骗团伙会根据各自分工再进一步指示被害人进行操作,直至成功骗取被害人钱财。笔者曾经接到过一个自称是来自C市公安局的电话,对方能准确说出我的住址、工作单位、身份证信息等几乎让人相信不疑,尤其是对方来电显示尾号为110的座机更是以假乱真。

(四)非直接接触受害人到零接触受害人

与传统侵财案件如盗窃、抢夺相比,电信诈骗的实施者与被害者没有直接接触,犯罪分子只通过电话或网络交流与被害人进行联系,作案现场也没有直接的物证痕迹,作案均在虚拟的空间完成。[6]电信诈骗的对象一般是非特定人群,但由于这样一来成功率较低。犯罪分子逐步将目光转向特定人群,如独居老人、家庭主妇等接受信息相对滞后的群体。从以往的通过电话与被害人沟通骗取被害人钱财不同,诈骗者为了提高诈骗成功率往往大范围撒网,向某一群体集体发送诈骗信息,例如房东出差,请将房租转账至某某的账户,有的受害人刚好是临近交房租的日子没有进行核实变将钱打了过去。这样,嫌疑人没有与被害人进行任何对话就将被害人钱物骗取。这种零接触使犯罪分子心理恐惧感下降,更容易实施诈骗行为。

(五)跨境犯罪、团伙犯罪日益增多

为了增加电信诈骗活动的隐蔽性、利用境内外司法对接的空白,犯罪嫌疑人往往选择在境外搭设服务器向大陆地区发送诈骗讯息以及拨打诈骗电话,而跨境案件的侦查受到司法制度等诸多限制,跨境调查难度大、成本高,给打击带来极大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境外使用VPN代理上网实施诈骗行为,对于确定具体犯罪实施地更为困难。[7]电信诈骗实施者为了提高作案成功率,大都采用集团化运作,分工精细,环环相扣。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大致有以下几类分工:一是提供基础设施,例如通过境外购买或租赁服务器;二是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的人员;三是利用假身份信息洗钱销赃。

三、电信诈骗的危害

电信诈骗的危害巨大,以C省为例,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将近20%的增长率递增,据不完全统计,C省2014年共发生电信诈骗1.2万起,涉案金额超3亿元。电信诈骗涉案价值较大且受害者大多数为中老年,一旦发生会给受害者家庭带来极大的损失且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危害社会和谐。尤其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更损害国家机关形象,给百姓造成恐慌。[8]打击电信诈骗势在必行,然而由于电信诈骗涉及范围广、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打击难度相当大。

四、电信诈骗犯罪打击与防治对策探讨

(一)加大打击力度

1.完善电信诈骗处罚相关法律法规,使罪责刑相适应

1.1增设电信诈骗罪名

由于我国《刑法》中没有单独设立电信诈骗罪,目前对电信诈骗罪的处罚均基于《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进行定罪和处罚。有学者建议增加电信诈骗这一单独罪名。[9]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来看,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而2011年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1)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2)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3)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该司法解释的这条规定虽然明确规定了电信诈骗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处罚,但仍没有增设电信诈骗这一罪名。

在电信诈骗犯罪中,嫌疑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还触犯了招摇撞骗罪,有学者认为诈骗犯罪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招摇撞骗只有十年有期徒刑,如果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都按照招摇撞骗罪进行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会出现量刑过轻,[10]笔者认为,电信诈骗犯罪与招摇撞骗罪属于想象竞合,应从一重处罚。

1.2电信部门及金融机构在存在过错时应承担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我国《电信条例》57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62条规定,在公共信息服务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电信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这些内容,应当停止传输。从发生的众多电信诈骗案例来看,银行、电信的“过滤”义务显然尽得不够,但由于案件较为分散、诉讼成本过高,很多案件受害者并没有通过法律途径向电信以及金融机构追究责任。有关部门可根据组织调研情况出台典型案例,确定电信诈骗案件中电信以及金融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有学者研究认为VOIP软件提供者、改号软件提供者、网络平台提供者都应该作为电信诈骗共犯进行处罚,还详细区分了各共犯所属地位。[11]

2.加强国际合作

由于电信诈骗跨国犯罪日益增多,国际刑事警务合作也更为普遍。《上海公约》中规定了各国的国内法是各方根据本公约所承担国际义务首先考虑的因素。然而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情况不同,如果有良好外交关系的国家,警务合作会比较顺利;而外交关系紧张的国家警务合作就会困难重重。因此规范国际警务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性犯罪、加强国际人权保护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12]我国大陆于1984年正式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并先后签订了《反洗钱法》、《联合国打击跨国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系列国际公约,与国际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3]

2.1建立国际案件信息共享平台

电信诈骗涉案范围广,嫌疑人往往散步在多个区域,案件侦破对于情报依赖极高,如果能建立跨境经济犯罪资源平台,将案件信息资源共享,对于各国警方了解电信诈骗集团背景等基础数据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打击实效。

2.2加强境内外司法人员交流培训

组织办理电信诈骗类案件司法人员进行集中培训交流,对司法实践中的各类实务问题进行研讨,不仅可以提升案件破获率,也更容总结出案件发生过程中存在的一般规律,为后期预防措施以及案件侦破规律研判提供基础。不仅是我国境内司法工作人员要加强交流学习,有条件更应该学习国际上一些打击电信诈骗的先进做法,而开展司法实务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二)强化预防措施

1.强化社会管理

社会行业管理,针对电信诈骗来说就是对电信行业、金融行业的管理,有利于压缩犯罪空间,使被动预防变为主动出击。社会管理运用不足是我国目前预防电信诈骗犯罪的薄弱环节。如果预防工作做得不充分,那司法机关就只能处于被动应对电信诈骗犯罪的下游,只有积极总结电信诈骗规律,充分发挥社会金融、电信等社会行业管理的作用,才能提升电信诈骗犯罪的预防实效。由于目前冻结银行账号需要手续繁琐,一旦发生电信诈冻结被害人账户需要层层手续,速度远远比不上犯罪分子转移财产的速度,因此只有简化对可疑账户冻结手续,才能最大限度帮受害着挽回损失,而这些都依赖于社会化管理的创新。

我国还应当加强对任意显号软件使用的管理,在韩国、日本都明确禁止使用任意显号软件,而韩国更是从2001年就采用一户一网的手机号码入网登记,并且当广告商向手机用户推送广告时都必须注明广告字样。[14]再以美国为例,美国国会为了避免垃圾短信扰民,于1991年通过了《电话消费者保护法》,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与贸易委员会共同创建了一个“拒绝来电名单”注册网站,民众可以免费在网站上将自己的家庭电话及手机进行注册,成功后除了慈善机构和政治团体以及合法电话调查者外凡是向这些号码推销均可构成违法。[15]

2.创新宣传方式

电信诈骗案件从犯罪学原理来看是可以预防的案件,但犯罪分子犯罪手段多样,通过司法机关、金融机构、媒体的宣传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许多新类型的电信诈骗让人防不胜防。司法机关在办理电信诈骗类案件时应当及时总结案件发生的一般规律,有针对性地深入社区、学校、托老中心等进行宣传,重点是要向公众揭露电信诈骗案件的本质以及一般规律,让普通群众能够触类旁通地甄别该类案件,避免上当受骗。还应当定期对电信诈骗典型案件进行公布,让群众及时了解电信诈骗案件的发展动态,提高警惕。

3.强化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合作

建立起公安机关与银行机构风险信息共享合作机制,利用诈骗银行账户推送、交易自动拦截、信息纠错等技术手段防止被害人上当受骗。主要做法是公安机关将收集到的电信诈骗涉案账户提供给合作银行,再由银行内部进行系统升级改造,不论群众在全国任何人工网点或者ATM机上向涉案账户转款时系统都将终止操作。但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向银行提供涉案账户时慎之又慎,保障银行业务正常运作,不损害无辜当事人合法权益,这一机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这是中止损失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及时冻结嫌疑人账户有赖更加完善的机制,以广东省为例,警方和银监会形成了“打击电信诈骗协作机制”,当警方确认被害人被骗以后第一时间与银行联络员取得联系,联络员会立即启动相关程序冻结嫌疑账户,该举措试行4月挽回受害者损失2000多万元,曾经还在10分钟内冻结嫌疑人账户中473万元。[16]

(三)开展专项整治

1.对案件信息进行整合,加快反应速度

针对电信诈骗类型案件,相关部门如公、检、法应建立起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对一定时间以及空间范围内电信诈骗案件进行整合、梳理,寻找其线索规律,提升破案率。重视信息化建设,利用“大数据”带来的便利。大部分电信诈骗案例信息都零散分布于网络新闻中,缺乏专门机构对此类案件进行整合收集,不利于数据分析和关联,对掌握这类案件的普遍规律有阻碍。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具有不特定性,涉案线索分散,如果能有一个专门的电信诈骗案件报案平台,全国各级警方都能操作并录入、查看案件线索信息,对于集中开展案件侦破至关重要。为了提升对电信诈骗案件的反应速度,澳大利亚采用的办法是建立半官方网站www.fraud.org,一旦发生电信诈骗案件受害者可以第一时间登陆该网站报警,案件信息立即可以被超过90个执法部门共享。[17]

2.针对电信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整治

电信行业和银行机构是电信诈骗赖以生存的两个行业,然而传统公司理念认为公司最终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对通讯产品登记管理较为混乱,甚至在利益的驱使下为电信诈骗团伙提供服务平台,监管失职。例如银行在开卡时应当严格核实开卡人身份信息,并且限定每人在银行开卡数量,不得办理他人委托开卡业务,对于单位批量开卡严格予以审查,有关部门不定期进行抽查,对于违反规定的银行机构予以查处,以从源头上杜绝开卡泛滥,不给电信诈骗转移资金提供温床。而电信部门为了牟利,违反相关规定将中继线路出租给非法运营商,非法运营商为犯罪分子实现互联网音频数据与电话数字程控网对接,而根据工信部有关规定电信部门不得擅自隐藏或非法更改传输的主叫号码,在利益驱使下,电信运营商将监控“透传”功能关闭,监管松懈,给电信诈骗犯罪提供了条件。针对这一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处罚力度,对运营商违反规定外包服务的现象予以严厉查处。

结语

电信诈骗犯罪危害大,影响社会稳定及家庭和谐。由于其所具有的打击难的特点,要治理电信诈骗犯罪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离不开司法机关不断总结案件规律、形成电信诈骗案件侦破、起诉、审理的一般规定、同时也依赖于立法不断完善,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直至杜绝犯罪。

2《电信诈骗犯罪的起源、特点及防治》,韩胜兵,《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3.2.犯罪侦查。

3《论电信诈骗犯罪的发展及成因》,黄首华、魏克强,《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23卷总第105期。

4《电信诈骗的分析与对策》,邝军坤,《法制与社会》2010年6月(下),P82

5《浅析电信诈骗犯罪的新趋势与对策》,谢地,《数字通信世界》,2012.11

6《电信诈骗犯罪的新趋势与防治对策》,丁翠英,《辽宁警专学报》,2011年11月第6期。

7《电信诈骗犯罪的起源、特点及预防》,韩胜兵,《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3.2

8 《电信诈骗:作案手法、高发原因及防范对策》,吴朝平,《金融法苑》,2015年第1期。

9 《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及防控对策》,尤林涛,《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6月第6期。

10 《电信诈骗犯罪的构成特征及刑事预防》,陈欣芳,《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2月第9卷,第2期。

[10]《典型诈骗的分析与防范》,刘宏成,《法制与社会》,2009.11

[11] 《电信诈骗共同犯罪问题研究》,田伟,2013.10

[12]《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国际刑事警务合作研究》,刘爱娇,《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13] 《论大陆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合作机制的完善》王世卿,杨富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14]《电信诈骗犯罪打击难点及应对策略研究》,唐子君,2013年5月。

[15]《电信诈骗犯罪的成因及对策研究——以北京F区为研究范例》,杨江浩,2015年5月。

[16] 《比较视野下的电信诈骗犯罪预防与侦查合作》,李蕤,《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5月第5期。

18《澳大利亚电信诈骗特点及防控对策》,孙蓓,秦飞,梅诗钰,《上海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10月第24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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