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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法官会议之辅助决策机制的重塑
作者:大邑县人民法院 -- 时间:2017-05-25 分享给好友:

论文摘要:

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是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的重点[1],各种机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对于法院决策机制尤其是司法审判决策机制言之甚少。对此,文章围绕专业法官会议为什么要重塑为辅助决策机制以及怎样重塑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试图通过对专业法官会议由建议咨询机构上升为辅助决策机制的分析论证,旨在揭示专业法官会议在司法审判类决策中地位和作用,并倡导建立一套完整的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使司法审判决策实现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最终实现司法公正、为民、廉洁、高效之宏伟目标。

关键词:

重塑;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                        

正文:

一、法院决策机制概况

1、法院决策机制概念、分类

决策是指自然人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组织等非自然人组织在面对社会活动时做出的有意识、有目的带有取舍性的意识活动。决策本质是一种意识活动,书面报告、结论、总结、安排、部署等只是决策的外在反映。

决策机制是决策主体在对生产、经营、社会管理等活动中作出抉择的机制。决策是一种意识活动、一种行为,而决策机制则重在机制,即决策的体制、程序,强调决策行为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科学性。

法院决策机制是指人民法院在行使国家权力过程所形成的决策机制。根据行使的国家权力属性不同,可分为行政事务类决策机制和司法审判类决策机制两大类。司法审判类决策机制根据决策参与人数的多少,又可以分为个人决策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其中个人决策机制主要独任审判决策机制;集体决策机制主要包括合议庭决策机制审委会决策机制。


如图(一)所示:

2、专业法官会议的既往定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提出人民法院可以分别建立由民事、刑事、行政等审判领域法官组成的专业法官会议,为合议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合议庭认为所审理的案件因重大、疑难、复杂而存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可以将法律适用问题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讨论。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供合议庭复议时参考,采纳与否由合议庭决定,讨论记录应入卷备查。专业法官会议“作为合议庭审理案件的一个有效补充,应该是建立这个规则的最大意义。”[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到专业法官会议,其职能定位存在以下局限:(1)将专业法官会议只是咨询建议机构,而未能认识到专业法官会议在司法审判类决策机制中重要地位和作用;(2)将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范围限定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方面,未能认识到专业法官会议在案件事实提出咨询建议重要地位和作用; (3)将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限定在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而忽视了一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可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综上,专业法官会议职能定位的局限,客观上要求对其重新定位,重塑其机制。

二、专业法官会议的职能和地位重塑

(一)职能、地位重塑:由咨询建议机构上升到辅助决策地位。

专业法官委员会的性质、成员能力均不同于普通的咨询机构,其本身具有司法权,也属于司法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行为是对诉讼程序、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的价值评判,且是专业性的价值评判,是一种“应然性的价值评判”[3],这种评判明显带有决策性质和功能。因此,既往将专业法官委员会届定建议咨询机构、“合议庭审理案件的一个有效补充”有失偏颇。在此,笔者建议将专业法官会议重塑为司法审判辅助决策机构。


如图(二)[4]所示:

(二)职能、地位重塑为辅助决策的必要性。

1、从实证分析来看,将专业法官会议重塑为司法审判辅助决策机构更有利于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

案例一、袁某诉刘某合伙纠纷案

案号:四川省成都市H法院(2016)川0129民初470号

数据对比一:

(1)法律关系方面                              

A、合议庭初步意见:民间借贷关系

a、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情况:1/3的法专业法官认为不是民间借贷关系;1/3的法专业法官认为个人合伙关系;另有1/3的法专业法官认为是债权、债务转让关系。

(2)诉讼程序方面

A、合议庭初步意见:未涉及诉讼程序。

a、专业法官委员讨论情况:1/4的法专业法官认为合议庭遗漏了当事人,建议追加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邓某参加诉讼;另有1/3的法专业法官认为案件当事人争议的股份作价是否过低的问题应进行专业评估或鉴定。

(3)裁判意见方面

A、合议庭初步意见:原告证据不足,拟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a、专业法官委员讨论情况:2/3的法专业法官认为简单的驳回诉讼请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议合议庭责令原告补充证据。

(4)合议庭对专业法官委员讨论意见采纳情况:将法律关系由民间借贷关系更正为个人合伙关系、追加第三人邓某参加诉讼、要求原告补充证据未径行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采纳意见点数为3个。如图(三)所示:

图(三)专业法官委员讨论意见及辅助决策情况

项目类别

实体方面

程序方面

裁判结果方面

建议点数(争议点数)

3

2

2

采纳点数

1

1

1

案例二:

成都X公交公司龙泉驿区联运公司诉四川省M客车制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号:四川成都市H法院(2016)川0129民初489号

数据对比一:

(1)事实方面:A、合议庭归纳焦点:(1)“60合同”、 “84合同”两份合同应哪一份为准,合议庭意见以后合同“84合同”为准。(2)公交公司支付的252万是借款、还是定金,合议庭意见认定为借款。(3)定金性质如何认定,合议庭意见初步认定为违约定金。

a、专业法官委员讨论情况:(1)1/2的专业法官认为应以发生在后“84合同”为准;1/3的法专业法官认为“60合同”并非无效,其余法官认为“60合同”与“84合同”不相冲突的条款仍有约束力;(2)1/3的法专业法官认为公交公司支付的252万属民间借款;另有2/3的法专业法官认为252万是定金,但一部分法官认为是缔约定金,另一部分法官认为是履约性定金。

讨论共识:(1)以后合同“84合同”为准、兼顾“60合同”;(2)252万不是借款,应认定为定金,定金性质应再作查明。

(3)合议采纳情况:以后合同“84合同”为准、兼顾“60合同”; 认定 252万是定金,定金性质经补充证据后认定为履约性定金。采纳意见点数为3个。


图(四)专业法官委员讨论意见及辅助决策情况

项目类别

准据合同

252万性质

定金性质

建议点数(争议点数)

3

2

2

采纳点数

1

1

1

2、从司法审判类决策现状来看,制约司法审判类决策的不利条件、因素和风险依然存在,将专业法官会议重塑为司法审判辅助决策机构有利于司法改革宏伟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形成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5]

(1)法官员额制改革进程中,入额法官单独决策、单独签署法律文书风险突现。客观上要求强化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功能。现以四川省成都市H法院为入额法官为例进行说明,成都市H法院入额法官共计28名,现以表格从年龄、入额科工作部门、专业知识等方面予以说明。


图(五)(入额法官年龄状况)

年龄段

30岁以下

31岁~40岁

41岁~50岁

51岁以上

人数

3

8

12

5

图(六)(入额法官入额前工作部门)

入额前工作部门

期在一线审判部门

长期在综合部门

长期担任院、庭长

人数

12

8

9

图(七)(入额法官专业知识)

学历及专业知识情况

法学教育全日制本科学历

非全日制本科学历

法学硕士以上学历

人数

10

16

2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30岁以下的入额法官、40岁以下的部分入额法官任职年龄偏低、经验、资历不足;部分入额法官知识结构老化严重,知识更新较慢,知识储备为足。总之,入额法官的决策能力、水平有待提升。

(2)司法改革后,影响审委会决策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

现以四川省成都市H法院审委会为例进行说明,该院审委会成员共计11人。

图(八)(审委会成员从事专业情况)

从事专业

刑事法官

民事法官

行政法官

执行法官

政工干部

立案庭干部

院长

人数

2人,其中2人为副院长,1人为刑庭庭长

4人,其中1人为副院长,1人为审委会专职委员,其余3人为庭长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从图(八)可以看出,审委会成员人员构成存在某一审判领域专业性不强的弊端。此外,存在审委成员因大量的行政事务缠身,对案件的关注度不够以及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非常有限等问题。

(3)影响合议庭决策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

其中陪审员现状不容乐观,当前尚存在近亲选拔、年龄老化、知识贫乏、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决策,合议庭决策由形式上的集体决策变为实质上的承办法官的个人决策,后果堪忧。

总之,当前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决策机决策程序等影响司法审判类决策的因素广为存在,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也有人为方面的因素,有的方面还很突出,不忍直视,不容忽视。


三、辅助决策机制的具体重塑

决策机制的重塑,首先需要明确决策模式,常见的决策模式有合理性模式、政治性模式、程序性模式、“垃圾箱式”模式。其中,合理性模式旨在实现决策理性化、效果最佳化;政治性模式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模式;程序性模式重程序重过程,忽视结果;“垃圾箱式”模式,特点是大包大揽,决策到执行方案一应俱全。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是一种理性决策,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决策模式上合理性模式是辅助决策的首先模式。[6]

重塑合理性模式,应对其构成要素进行重塑,即对人、程序、范围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一)专业法官会议人员构成重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对专业法官委员会法官未作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应作具体化规定。

重塑点:

1、重视人在决策中的作用。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构成。人的因素在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司法审判决策中专业法官会议人员的构成同样不可忽视。

2、不可忽视决策中人的因素:⑴数量。专业法官委员会的法官数应维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数量太少无法形成智能集聚效应,势必会影响决策的深度和广度;数量太多则无法精研细探,对于一些分歧难以形成共识。笔者认为7~12人的模式较为合理。⑵知识结构应高度重视。司法审判是一门知识性很强、知识更新极快的学科,专业法官委员会的构建不能搞清一色老法官、资深法官,老法官、资深法官最大的弱点在于知识结构老化、接受新知识、新思维、新理念较慢,难以与新时代保持同步。专业法官委员会成员至少应保持1/3以上的中青年法官。⑶年龄、资历、阅历也是影响决策的核心因素。司法审判同时是一门实践学科,仅有专业知识也是不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但经验又需要年龄、资历、阅历的积累,而积累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专业法官会议法官构成重塑目标:建立知识型、专家型、技能型的专业法官队伍。实现这一目标,应从以下方面入手:(1)强化专业法官会议法官的大国司法的 “工匠精神”[7];(2)突显专业法官会议法官的培养规划;(3)加强专业法官会议法官司法逻辑训练;(4)增设对优异的专业法官会议法官的奖励机制。

(二)专业法官会议的召开的基本程序重塑

专业法官会议召开程序:⑴主持人的确定;⑵主题的确定;⑶讨论步骤:承办人汇报案件、提出对诉讼程序、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的初步评判以及对案件的初步的裁判意见。专业法官讨论。

(三)可以提出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的主体重塑

笔者认为召开条件应重塑为:⑴独任审判法官认为案件复杂,且有必要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委员讨论;⑵合议庭成员认为案件复杂,且有必要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委员讨论;⑶审判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移交专业法官委员讨论; ⑷院长、分管副院长认为有必要移交专业法官委员讨论的案件。

(四)需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的案件类别的重塑

具体为案件法律适用认识不统一或者合议庭成员意见分歧较大,难以作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的;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具有其他分管院领导、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认为需要讨论情形的;独任审判法官认为有必要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

(五)专业法官会议案件讨论范围的重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将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范围限定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方面。

重塑点: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范围除法律适用外,应扩展至案件的所有方面,包括程序适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结果等案件的各个环节。

(六)专业法官会议案件讨论原则的重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未有关于讨论原则的表述,但笔者认为为确保专业法官会议在司法审判决策的有效性、科学性、民主性,有必要确立相应的原则对讨论进行指导性规范。

重塑点:确立讨论原则:⑴充分讨论原则,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不受限定范围,不预设条条款款,指与会法官可就事实、程序、证据、说理、裁判结果发表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⑵持续讨论原则,指在对个案的讨论时,力争一次性讨论终结,并拿出讨论的初步意见,不留“半拉滓工程”;⑶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在讨论中不分职务高低、资历高低工、年龄大小,一视同仁,讨论地位平等;同时,又要在各种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有效数。⑷个别意见保留原则,对于讨论不能达成共识的意见,采取保留原则,以此尊重不同意识、意见,这些不同意见仍是裁判决策的极其重要的参考,仍应记入笔录。[8]

(七)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形式重塑

1、书面记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了,建立健全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书面记录制度。即讨论过程、意见发表、争论分歧都应当有文字记载,这也是决策过程的反映。

2、重塑点:建立备案制度。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应建立专门的文档、文库制度,逐步形成独立于其他档案制度,一是便于专业法官会议文档的保管,二是有利于对专业法官会议及其文档的研究。

3、重塑点:建立随卷制度。专业法官会议作为辅助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意见、过程的文字记录应随案入卷,随案入卷能真实反映裁判决策过程,专业法官会议意见是否被采纳及其原因,同时专业法官会议意见也可作为评判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成员是否枉法裁判的参考依据。

(八)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临会说明机制的重塑

“临会说明机制”[9]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及其相关规定中未有涉及。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重塑。

重塑点:建立临会说明机制。临会说明机制是指曾出席专业法官会议的法官应合议庭或审委会邀请,莅临合议庭或审委会就之前在专业法官会议所作的发言作进一步说明的机制。建立临会说明机制其目的在于就案件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剖析,为合议庭或审委会的司法裁减决策提供保障。

(九)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反馈机制的重塑

关于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仅规定为是否采纳由合议庭决定。这种表述仅是一种单向机制。笔者认为良性的机制应是双向的、互动的,故在此建议增设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反馈机制,即独任法官、合议庭对于讨论意见是否采用享有决定权,但对于不采用的应当采取恰当的方式告知专业法官委员会。司法改革一方面赋予了法官更多的权力,但同时应确立新的机制监督、约束法官的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不当使用。增设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反馈机制可以对独任法官、合议庭在决策上起到监督、约束作用。


四、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重塑的重大意义

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是实现司法决策去行政化的重要手段,是确保实现个案之公平、正义的重要屏障,是个人决策、合议庭决策和审委会决策之间的纽带和桥梁。重塑的重大意义:

(一)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地位是实现专业法官会议畅通审判权内部运行的改革目标所决定的。为避免“一些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10],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去行政化,厘清院庭长在审判权、审判管理监督权上的职能混同,防止司法干预。但是去行政化也会导致审判管理监督的弱化,严防司法权监管失控。当下专业法官会议作为辅助性的集体决策机制,既可预防院庭长干预,又可避免审判监管的缺失。
   (二)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地位是由专业法官会议指导审判实践的首要功能所决定的。独任审判、合议庭因其自身局限,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在事实难以认定、法律适用存在较大的分歧,专业法官会议集众人之智慧,恰好可以弥合这种分歧。

(三)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地位是因专业法官会议能够统一裁判尺度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当前司法改革欲借打造固定的审判团队,实行扁平化管理模式,以明确司法权力与责任。然而审判团队数量的增加,又使审判组织内部信息不畅以及决策方法、手段、思维习惯的不同,必然导致裁判尺度不统一,“同案异判”势必增多,势必成为公众诟弊。专业法官会议作为独立于审判组织的机构,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会议召开,在全院范围内更容易达成类案共识,形成类案经验,从而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不落于法官各自为阵、同案异判的混乱局面。
  (四)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地位是由专业法官会议可以过滤审委会研讨案件有利因素所决定的。司法改革正在健全审委会运行机制,限缩审委会案件讨论范围,强调审委会对审判工作的宏观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裁判的引导和管理当然放松。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正好可以契合当下审委会改革的需要,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可以过滤审委会研讨案件,可以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创造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地位和职能重塑,是今后司法改革的又一方向,是司法审判实践与法学理论研究面临的新课题。于此,笔者期待专业法官会议辅助决策机制早日建立健全,为实现司法审判决策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并最终实现司法公正、为民、廉洁、高效之宏伟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加强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为实施“十三五”规划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载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4辑),2016年6月第1版,第25~26页。

[2]参见开永丽:《四川省高院组建民事、刑事、行政等专业法官会议》,载互联网:手机百度,2015年12月17日发表。

[3]笔者所言的“应然性的价值评判”,是指价值评判的结果与事实真相高度接近、与法律规定高度吻合,带有近似于必然性的倾向。

[4]通过图(一)、图(二)的对比,能清晰地反映出专业法官会议决策机制地位的变化。

[5]参见 马仁杰、王荣科、左雪梅:《管理学原理》,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6]参见柯平主编:《信息咨询概论》,科学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载互联网《MBA智库百科.决策模式》。

[7]参见:李克强总理于2016年3月5日所作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网》,2016年3月5日。

[8]参见沈荣华:“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主要途径”,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05期。

[9]“临会说明机制”系笔者所创制,类似于《民事诉讼法(2012)》第七十八条规定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制度。

[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源自《人民网》,2014年0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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